干铎是我国著名林学家、林学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森林经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中国当代森林经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在吸收和引进国外森林经理学说，探索中国式的森林经理方法方面，做出了贡献。

  干铎又名干宣镛，字震篁，是湖北广济人，生于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０日。其父干健书，民国时代曾任最高法院推事，为政清廉，崇尚俭朴，干铎自幼受家庭影响，生活朴素，勤勉好学。１９１８年中学毕业后，考人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攻读德语，１９２３年毕业后，转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两年后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实科，三年修业期满，在日本农林省目黑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工作。他１９３２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当年去湖北省，历任省建设厅技正、襄阳林场场长等职，１９３８年后在湖北农业专科学校、中央大学等高等学校从事林业教育事业。１９５３年干铎任南京林学院林学系主任，１９５６年任副院长，１９５６年赴苏联考察高等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研究工作，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年从事编著工作和负责《辞海》林学类修订工作，１９６９年８月７日病逝于黄山。

  １９３８年湖北襄阳沦陷前夕，干铎到鄂西恩施的湖北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１９４１年后，他历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南京林学院林学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在林业教育这块园地里，干铎辛勤耕耘２０多年，培育了许多林业建设人才。

  干铎讲授过森林学、森林经理学、森林计算学、林业较利学、测树学等课程。他每开设一门课程，都写出详细讲义，每个学期都改写讲稿，补充新的内容，将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１９５１年起，他开始自学俄语，并将苏联森林经理学的教材和有关联的资料编译成讲义，经常备课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常告诫学生“纸上得来终觉浅，要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假期，他亲自带领学生去林区实习，鼓励学生练就能翻山越岭的铁脚板和掌握野外实际操作技能。野外实习时，他与学生一起爬山，同吃同住。在山路行进时，学生看到他年过半百，抢着要代他背行李；他总是婉言拒绝。干铎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

  干铎在担任教学领导工作以后，极为关心师资的培养，不时选派青年教师去生产单位调查或兄弟院校进修。干铎熟悉德、日、英、俄四种外语，在公务繁忙中抽出时间翻译外文资料，供青年教师参考，帮他们拓宽知识面。他翻译的民主德国Ｗ．施耐德（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所著《测树学及生长量测定法》就是这里面篇幅最多的一本专著。由于完稿后来不及整理他就去世了，未能正式出版，后由教研组油印成册，供内部交流。１９５６年冬，干铎赴苏联访问，回国后全面介绍了苏联高等林业教育，以及苏联在林业中的科研选题和学术争鸣情况。

  １９５８年教育革命时，有人提出要将林学系改名为林业系，以体现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干铎认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在教学计划中来体现，“林业”这一名词有其广阔的内涵，林学这个学科名称不宜更改。又有人提出削减基础课的教学时间，以缩短学制。干铎不仅反对削减，还提出要加强基础课的教学，使学生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具备较广泛的适应能力。这些见解，对今天的林业教育仍有现实意义。 １９５９年初，华东、华中两大区农林院校联合编写教材，干铎负责主编《森林经营规划学》。当时，在教学中使用苏联教材，往往脱离中国实际。他提出教材内容要以中国国情为依据，起到指导国内生产实际的作用，要以学生能接受的语言编写，使学生易于消化理解，能在工作中应用。１９５９年该书出版后，被林业部教育司确定为高等林业院校教学用书。

  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干铎就注意到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并于１９５３年主持编制了南京紫金山第一个风景林森林经理施业案。１９５７年，他又提出“南京紫金山风景林调查规划”作为教研组的科研课题，为中国风景林的经理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森林经理学”这一学科名称，本是袭用日本的。“经理”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沿用这一名称，在中国不仅会造成误解，也不能反映这一学科的内容。在分析学科性质和内容、并听取生产单位的意见后，干铎提出把森林经理学改名为“森林经营规划学”。这一名称因意见分歧，未被采纳，但干铎勇于探索的精神，仍值得后人学习。

  干铎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能虚心地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对于所承担的课题，能悉心研究，探索求新，因而取得了较高水准的成果。

  干铎知识渊博，不仅对森林经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对林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也有坚实的功底。特别是对于森林经理学的专业基础学科树木学、测树学等具有独到的见解。１９４１年１０月，干铎由鄂入川，途经四川省万县谋道溪，见土地庙后面有一株从未见过的落叶针叶大乔木，便停下来作了观察，因时令已属深秋，未采到标本。但为以后进一步考察和对水杉这一新种的鉴定、定名提供了线日由翁文灏主持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纪录中记载：“一、发现水杉经过中央大学森林系干铎教授于民国三十年十月底由鄂入川路经人川境五里许之谋道溪见路旁有落叶大树一株，当地俗称水杉（应为“桫”字，当地土名编者注），干氏极为注意，惜因当时树叶尽落未获标本，翌年转请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杨龙兴氏采得枝叶标本，迄今未鉴定。”这就是后来经胡先驌、郑万钧研究和鉴定，于１９４８年４月定名的水杉。 水杉被确定为新种之后，干铎提出研究其生长情况的课题，遂与郝文荣、华敬灿合作，在水杉生长地水杉坝山谷２０余株水杉中，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一株，进行树干解析，并将成果《水杉之树干解析》发表于１９４８年５月刊行的中央大学森林学研究报告上。他们计算了水杉的高度、胸径、材积生长量和生长率，又用相近纬度的杉木、柳杉解析木作比较，三者的生长过程在相同纬度时很相似，但水杉垂直分布较高，表明水杉有较强的耐寒性和适应性。这为后来国内近２０个省市和５０多个国家引种水杉成功所佐证。

  干铎不仅敏于观察，而且勤于思考，注意研究森林与人类活动的关系。１９４２年他带领学生去四川缙云山实习，住在一座寺庙中，庙内的主持请干铎给众僧讲学，他慨然允诺。讲毕回来后，学生们好奇地问他给和尚讲了些什么？他答道就是讲的“寺庙与森林”。中国有许多地方的森林和古树，是靠寺庙得以保存，而寺庙也是由于有森林和古树而得以成为名刹古寺。他联系到过去在谋道溪见到的那棵新奇的大树说，当地的老百姓就是因它古老新奇而在旁修了一座庙，那棵树因庙而保存至今，而庙则以此古树而得以传名。

  干铎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在湖北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任职时，即对“龙泉码价”有所研究。后整理成《长江流域杉木市价计算法之研究》一文，发表在《林学》１９４３年第１卷第１０期上。长江流域杉木市价采用“龙泉码价”计算，即以杉木原条的粗度、长度和缺陷的有无及大小等来评定，以“两”为单位，确定码价后，乘以“两”的时价，算出价格。论文中指出：木材价格应按木材标准，因材种而定，材积计算须以实积为单位，“龙泉码价”为篾码计算法，不能再因袭应用。随着木材商品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改为按国定木材规格（后改称标准）计量。

  １９５９年《辞海》开始修订，南京林学院负责编写林学类部分的词目，干铎担任这一分科的主编工作。他召集院内负责编写各分支学科的人员，就词目的选择、释文的撰写进行商榷和指导。１９６０年初稿写就后，由干铎携去上海，按照《辞海》编写的要求，即“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对所选词目进行增删修改，各学科之间又进行统稿。他从上海编辑《辞海》回宁时，兴高采烈地对人说：“我深切体会到我国科学文教事业在中国领导下的突飞猛进，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在解放前所梦想不到的。”上海《辞海》编辑所从报上获悉干铎教授逝世的消息后，发来唁电，感谢“他以谦虚踏实、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负责修订辞海林学类二稿，给我们留下难忘印象”。干铎去世后，由马大浦等人完成他未竟的林学分科辞目的编撰任务。

  １９６０年，南京林学院接受了林业部下达的关于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林业技术史的任务，院领导指定干铎等人主持这一工作，课题定为“中国林业科技史料初步研究”。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提供基本资料外，又参考了有关书籍２００余种，动员了１００多人查阅摘录资料。根据“面向生产、古为今用”的原则，就祖国林业技术遗产加以分析阐述，为当今林业建设事业服务。该项研究应用现代林业科学理论，分析和鉴别我国古代传统的林业技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挖掘和整理出大量鲜为人知的林业遗产。在此课题的基础上，１９６０年１０月，由干铎主编写成《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当代研究祖国林业遗产的较为完整的一本专著。可惜干铎本人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

  远在青年时代，干铎受五四运动的熏陶，萌生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１９２５１９３１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了青年团。１９２９年夏天，中国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银座举行反侵略的，许多留学生遭东京警视厅拘留。干铎联络其他同学前往营救，亦遭拘留1月有余。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干铎参加留日学生全体归国运动，毅然回国，在北京大学农学院继续学习，他加入了中国领导的民族抗日先锋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４１年他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与梁希、潘菽等进步教授交往甚密，尤其是与中国地下党员接触并受到周恩来亲切教导后，认清形势，焕发了爱国热情，日益同情和支持革命，进而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３９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的领导下，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梁希、潘菽、涂长望、金善宝、谢立惠和干铎等从始至终坚持组织活动。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范围较广泛，是一个公开的科学团体。在１９４４年底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科学团体，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界人士，共同拟定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得到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等及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１００多人的赞成，干铎也在其中。１９４５年７月１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理事及监事会，干铎被选为干事。

  抗战胜利前夕，许德珩教授为了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召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干铎和“自然科学座谈会”主要成员参加了这一活动。抗战胜利后，该组织改名为“九三学社”以纪念抗战胜利日，进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

  １９４９年春，中央大学梁希、潘菽、涂长望三位教授被邀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干铎负责联系工作。他通过个人的家属在上海找到吴觉农，商定行动路线日离开南京，先到上海绕道香港，于４月２４日安抵北平。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国组织发动中央大学师生组织护校，反对南迁，迎接解放。干铎被选为校务维持委员会成员之一。 南京解放后，干铎积极协助军代表负责接管工作。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后，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秘书长。１９４９年５月１日干铎加入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干铎热情参加政治活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委；九三学社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委、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第四届主任委员等职。

  １９６１年暑假，干铎从上海修订《辞海》返回南京林学院，院领导鉴于他历年来工作繁重，身心交疲，特意安排他去黄山休养。行前他查阅了许多有关黄山的资料，准备对黄山森林进行实地勘察。在登山路上，他一边观察森林垂直分布状况，一边观赏绚丽山色，行至“蓬莱三岛”景点时，面对祖国大好山河，连声称赞“好！好！”，话音未绝，因心力衰竭，踣身在地，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在１９６１年８月７日下午３时，终年仅５８岁。

  干铎去世后，江苏省委，省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省市领导亲临公祭，灵堂正中摆放着周恩来总理及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等单位敬献的花圈，表达对这位勤于奉献的林学家的哀悼。家属按照其生前遗愿，将所遗藏书１５００余册捐赠给南京林学院，将书法、字画、碑拓等文物１８７件捐赠给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奉献。

  南京林学院的教师，每当带领学生去黄山实习路过“蓬莱三岛”时，总要向同学们介绍干铎的事迹。同学们听后无不沉默致哀，悼念这位已故的好教师。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在日本农林省目黑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工作。

  １９３２－１９４１年任湖北省建设厅技正、主任，襄阳林场场长，湖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北农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２干铎，郝文荣，华敬灿．水杉之树干解析．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研究报告，１９４８（５）．

  ３干铎，陆兆苏，汪日荣等．森林经营规划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１９５９．

  ４干铎主编，陈植修订，马大浦审校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