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是中国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基础。在长征中，由于对和红军缺乏了解，加上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沿途群众对红军存在着怀疑、恐惧情绪，造成了红军在白区粮弹供应、兵员补充上的困难。做好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必然的联系到红军能否克服困难，摆脱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因而，红军在长征途中很看重群众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一）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工作。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各军团“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10月29日，总政治部《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争取群众最重要的工作是“传播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红一方面军执行总政治部上述指令和训令，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采取沿途书写标语、画漫画、散发宣传品和口头宣传等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对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苏维埃的各项政策。在经过的一些圩镇中，还通过召集群众大会、演戏等方式来进行宣传活动。例如，红一方面军在广西的界首、石塘和贵州的遵义等地，召开群众大会、演出话剧和活报剧。

  红二十五军注意做好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布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宗旨，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长征中，红四方面军所到之处，用木炭、石灰、粉笔书写标语、口号。内容主要有“打倒卖国贼”“停止内战”“打倒土豪劣绅”“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等等。红四方面军四处张贴《告昭（化）、广（元）、剑（阁）、梓（潼）、绵（阳）一带穷苦父老兄弟姐妹书》《穷人不是命该穷》《告贫民书》等宣传资料，教育沿途广大群众。

  瓦窑堡会议后，红军各部队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总政治部发布《北上抗日政治保障计划》，要求各部队“广泛宣传我们北上抗日的主张，沿途张贴各种宣传品，发动群众斗争，组织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大大宣传并执行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号召群众参加抗日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要求，向沿途群众宣传抗日反蒋，号召群众参加抗日红军。

  （二）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1934年10月22日，总政治部《关于没收捐款细则》规定：红军在白区打土豪时，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10月27日，《红星》报发表《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一文告诫，各连的地方工作组应当常常注意纪律的检查，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

  长征中，个别部队有时会纪律松弛，发生一些不良现象。《红星》报曾多次批评其不良行为，并提出了改进措施，还及时报道正反两面典型。例如，11月7日《红星》报以“违反纪律脱离群众的家伙———一个枪毙，一个罚做苦工”为题公布：某部战士自由行动，破坏红军纪律，经上级机关批准执行枪决；某部工兵连指导员私拿土豪谷子换鞋子，自行没收土豪财产，被撤职并罚做苦工。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抓住这一例子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的教育，严格的检查本部队的纪律”。11月14日，《红星》报在《值得学习的》一文中，表扬了“‘红垒’的各连队自出发以来，对于上门板、捆禾草、打扫房子非常注意，经过四五次的检查，不上门板、不捆禾草、不打扫房子的现象没发生”，并分析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广泛地进行了关于遵守纪律的宣传教育，特别是干部能够常常注意督促和检查”，指出“这是值得各部队学习的”。

  12月23日和24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首长分别检查了红一、红三、红九军团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先后发出《中革军委及总政首长责令三军团严整纪律的指示》和《中革军委及总政首长责令九军团严整纪律严格遵守“八项注意”的指示》。《指示》肯定了红一军团认真执行纪律，责令红三军团“严格整顿纪律”，“迅速改善与民众的关系”，责成红九军团“严整纪律，改善与居民关系”。红三、红九军团按照中革军委和总政首长的指示，对纪律进行了严整。不久，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提高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长征途中，由于红军各部队对群众进行大力宣传和严守纪律、维护群众利益的行为迅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激发了沿途群众的革命热情。

  1935年1月3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各部队“发动群众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特别要从发动群众斗争中努力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努力筹款与保障相当时期的给养”。红军各部队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红军每到一处，即宣布取消一切的捐税。红军向当地群众了解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的情况，没收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除留一部分必需品用于解决红军的给养外，尽量发给当地群众。例如，红一方面军二渡赤水时，在二郎滩打开军阀侯之担的盐仓，把盐巴分给了当地群众。红九军团在云南会泽将没收土豪的谷子、盐巴、布匹等分给贫苦群众。红军把打土豪得来的物品分给群众，不仅使群众得到实惠，而且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红军各部队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和反革命的基础上，帮助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组织。据1935 年1 月15 日《红星》报报道：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第三中学的操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934年12月，鄂豫皖省委在《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指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红二十五军执行决议，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组织与武装群众，建立了剑阁、梓潼、江油等五个县苏维埃政权，又先后开辟了松理茂赤区、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和康北革命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建立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同时，还帮助群众建立游击队、赤卫队等革命武装组织。游击队和赤卫队担负着保卫革命政权、反革命、配合红军行动等任务。1935年2月，成立了川南特委，组建了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二十五军建立了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二、红六军团在溆浦、新化等地区组织了37 支抗日游击队，发展队员1700 多名。这些红军和游击队在红军主力走后坚持斗争，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

  红军各部队还执行总政治部的指示，争取沿途群众参加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要求各部队“扩大红军”“吸引广大群众到红军中来”“依靠这些武装起来的群众来扩大红军， 配合红军作战”。

  1934年12月，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指出：“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的任务”。经过努力，红二十五军“创造了七八县苏区和游击区域的范围，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1935年4月5日，总政治部在《扩红成绩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中，总结了红一方面军沿途扩大红军5400 余人的成绩（遵义战役中争取的新战士除外），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必须依照党中央告同志书指示，以扩红工作为赤化工作的中心，在战士中广泛地进行解释，造成全部队的扩红热潮”。1936年8月19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布《进入甘南后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各连队和各政治机关的扩红突击队要立刻组织起来，多多吸收甘南同志参加，并尽可能以军为单位召集一次扩红突击队会议，详细讨论扩红方法，发动他们热烈比赛”。红军各部队执行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积极争取沿途群众加入红军。由于红军各部队积极争取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因而兵员不断地得到补充。例如，红二军团从刘家坪出发，各师新增加的人数为：第四师5539 人，第五师1056 人，第六师3313 人，合计9908 人。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开展群众工作，通过没收征发、艰苦自筹、购买借贷、生产自救和群众支持等方式来收集资材，保障供给。

  （一）没收征发。1934年10月22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没收捐款暂行细则》，规定各部队进行没收、筹款和收集资材应由政治机关负责。11月10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红军中没收征发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从步兵团起至师、军团、总政治部，均设立没收征发委员会，各级没委在同级政治机关指导下进行工作”。1935年2月20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规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设立没收征发科，团政治处则由地方工作组设没收征发干事负责没收征发的工作。上述规定，从组织和制度上保证了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和纪律。红军每到一地，先了解当地土豪劣绅的情况，然后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并将没收地主反动分子的财产分一部分给当地群众，剩下的则用以解决部队的供给。例如，红一方面军在遵义没收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盐行价值几十万元的存盐和价值五万多元的香烟， 盐和香烟除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和自留一部分外，其余低价出售。由于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没收征发政策，既维护了群众利益，又保障了部队的后勤供给。

  1935年2月5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商业政策》的布告，宣布“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分分给当地穷人”。4月，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将“顺兴恒”等四五家反动豪绅开办的粮行、货栈的粮食和财物全部没收，除满足部队的供应外，大部分分配给穷苦群众。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部队基本沿用打土豪的方式征集资材、保障部队供给。红二、红六军团向沿途群众调查当地豪绅地主，经过没收委员会没收土豪家中的财产，在没收时举行群众集会，并分配部分东西给当地群众。据统计，红二军团长征途收集21 万银圆。

  （二）艰苦自筹。1935年4月5日至5月3日，红九军团先后在瓢儿井、宣威和东川分别筹款3000多元、3万余元和10万余元。7月5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筹措粮食的办法致各军团电》规定：“凡黑水、芦花的地方工作及筹粮，现时均归总政治部直接领导”“筹粮尽可能的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土司头子的粮食、牲口要向番民解释。群众的要用钱买或用茶叶换，无钱时要给购粮证，说明将来还钱或茶叶”。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成立了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以保证供给。先后成立了芦花和毛儿盖两个筹粮委员会，为过草地开展筹粮活动。红军各部队调运黄金、白银和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红一方面军粮食委员会在7月5日至8月15日筹粮75万斤，在8月15日至25日筹粮40 万斤。红四方面军政治机关在甘孜时发出指示：教育指战员积极筹集给养，同时最大限度地节约粮食和牛羊，对筹集到的粮食实行统一分配，每人每天不过半斤，不足部分以野菜补充。红四方面军粮食委员会还专门编发了《吃野菜须知》小册子，训练指战员识别和采食野菜。部队宰杀牛羊后，规定除皮革用来制鞋外，头、蹄及内脏必须全部食用，不得有丝毫浪费。

  （三）购买借贷。1935年5月下旬，由张琴秋、王维舟等组成红军代表团同理县杂谷脑寺的代表谈判，红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陈述红军的纪律和用银圆结算实行公平交易的办法，同该寺院达成了1000头牦牛、3万只羊、45万斤青稞麦和炒面的买卖协议。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转发此次经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都用此办法与当地寺院及藏族上层代表进行谈判，购买牛羊和粮食。

  6月25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要求各部队收买粮食时要向群众做宣传，收买粮食要给足价钱，不应强行购买，要共同商妥粮食价格，禁止私人购买。7月18日，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规定：各部队只有在没有很好的方法的情况下才可收割麦子。“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并明确了具体的收割办法。按照总政治部的通知和通令，红军各部队收买粮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麦等要插上木板借条。

  （四）生产自救。红军各部队还注意采取生产自救的方式保障供给。例如，据红五军董振堂、黄超《关于敌情及部队情况的报告》记载：红五军“到丹巴后，已缝好木子布衣服四百四十六件，毯子五十六床，均发给各连队。外有私人布匹缝制成功二百件，现仍正在继续购制中（收买不易）。”

  1936年4月1日，红四方面军首长《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要求：“被服制造：1.各军成立短期培训班，由公务员、饲养员、运输员中抽调伶俐的青年，轮流训练织毛衣，要求每一个人都学会。2.用皮子做帽子、鞋子、裹腿等物，用羊毛织毯子。3.这一些方法总直属队已在进行，而且得到很好的成绩，而且还正在研究改善。这一成绩的获得，主要是高级首长注意并督促指导进行，各军应学习这一经验。现在地区羊毛堆积如山，可以收集十万斤以上，只要会织，则被服问题即可解决。”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按要求自制被服，保障供给。

  （五）群众支持。1935年3月10日和4月5日，《红星》报连续报道了遵义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情况。《红星》报在《赤水工人暴动，烧毁侯之担住宅》一文中说：“赤水侯之担所建兵工厂有工人四百，一月十六日夜间，工人暴动，高呼革命口号。城内贫苦工农同时暴动，与守城之一营兵相抗战，并将侯之担住宅焚毁。”《红星》报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中说：“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乾（穷）人的军队，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乾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乾人。’”

  总之，红军各部队在长征途中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广泛地传播了的各项政策和主张，扩大了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并且建立了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红军赢得了沿途群众的支援和帮助，争取群众参加红军使红军各部队的兵员得到补充， 筹集资材基本上保障了红军各部队的供给， 从而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保证。●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