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历史影像资料中,我们大家常常能清楚看到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烟不离手”: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中,殚精竭虑的他们时常需要运筹全局,通宵达旦,因此,
而在诸多国家领导及高层当中,抽烟最凶、烟瘾最大的,当属毛主席了。有警卫员私下统计过,毛主席烟瘾最重的时候,每天要抽将近五六十支烟。
因此,在革命途中,他也对于旁人递来的烟“来者不拒”,不论是手工旱烟,还是土烟,毛主席都慨然接受,甚至烟瘾上来时,还临时用树叶替代过。所以,在后来和旁人对于烟瘾的讨论时,毛主席也风趣地戏称自己“抽的是百家烟”。
这样的“百家烟”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许多年后,毛主席才逐渐开始固定地开始抽一种烟身棕黑色的雪茄烟,甚至把它当成了的“心头好”。而这支形状粗实的雪茄烟,其实正是北京烟厂为领导人手工卷制的雪茄烟“132号”卷烟……
如果向前追溯毛主席何时开始和香烟“结缘”,大概要回到1927年的井冈山上。
那个时候,为了解放旧中国,毛主席经常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进行大量的思考,宁静安谧的夜晚就成为了他的“上班时间”。为了抵抗夜间不请自来的困意,毛主席选择了使用香烟提神,就此嗜烟成瘾。
那时的旧中国兵荒马乱,为了落实“农村包围城市”的总路线,毛主席先后到长沙、湘潭等地亲自考察,当地特产的“叶子烟”就此成为了他和农民之间“打开话匣子”的最好工具。
借助一支支叶子烟,毛主席成功地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也对于后期的革命战略思路提供了有力的方向。
在那个烽烟四起的抗日战争年代里,香烟和茶叶都属于奢侈品,为了缓解烟瘾,毛主席经常“逮着什么就吸什么”,或者亲自将烟叶拿来晒黄,切碎,弄点白纸卷成锥形,做成自制的生烟、旱烟。这样做出来的烟味道很呛,但是为了工作,毛主席从不嫌弃。
1936年,毛主席每天已经要抽将近五十支烟,可是就在这样一根根边区自制土烟的背后,毛主席成功地写下了经典著作《论持久战》,震惊了全世界。
在这样大的烟瘾之下,毛主席却曾经为一个人破例戒烟了几个小时,那就是蒋介石。
1945年时,毛主席和相关领导人前往重庆商讨“双十协定”,为表诚意,毛主席在会议上一根烟都没有抽。在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敬佩而谨慎地对身边人评价道:“嗜烟如命,却能够在会议上坚持绝不抽烟,此人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觑啊!”
两军交战,形势瞬息万变,一个指挥上的失误就可能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因此中央的指挥室里经常烟雾缭绕,毛主席手里的香烟一根接一根,从来就没空过,弄得一同参与决策却从不抽烟的周总理苦不堪言。
不过,那时的毛主席经常可以收到来自于的品牌各异的“战利品”,这其中偶尔还会有美国劲大味重的“555”牌香烟,毛主席的香烟质量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工作更加繁重,开始固定地抽中国国内自己生产的“熊猫牌”和“中华牌”两种香烟。在他的办公桌和床头前经常目力可见有好几盒香烟,方便他随时取用。
而嗜烟如命的他在祖国各地四处巡视访问的时候,也会借此机会购买当地的特产烟“抽抽看”,如果觉得不错,就会多购入几条带走,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品尝”。
1965年,已经七十多岁的毛主席由于多年烟龄,经常咳嗽,原本的纸烟在毛主席看来变得“没味道了”。在贺龙和的推荐下,毛主席尝试了一款新型的雪茄烟,觉得抽起来清爽香醇,从此发现了自己的“心头好”。
那是一款来自四川什邡烟厂、质量较好的的“金坛雪茄”,在四川一带早已小有名气。
最一开始,四川什邡烟厂将这款雪茄供给了四川军区领导品尝,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这款金坛雪茄就此传到了毛主席的手中。从此,这款金坛雪茄开启了它独一无二的运输之路:由毫不知情的什邡烟厂将香烟送抵四川军区后,再由中央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取烟。
这样“曲折”的取烟道路一直持续到了1971年。考虑到取烟过程中的不保密性和其中消耗的人力物力,中央决定改在北京直接制造雪茄,故而选派了几名北京的烟草技工,让他们去什邡烟厂“取经”。
然而,什邡烟厂制烟的过程过于考究,制烟的原材料选用的是成都新都县油沙地的特产烟叶,每年产量不过2000斤,其中的炒制手续更是要经过精挑细选,不论是烟丝的晾晒、外皮的制作,还是卷制的手工步骤,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方式。
北京的几位技工师傅在成都呆了二十多天,最终遗憾地表明了自己“真的学不会”。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中央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从什邡烟厂“借”工人。
在经历了严格的政审和技术选拔后,最终,什邡烟厂里的范国荣和另外两名制烟师傅黄炳福、姜跃荣等人一起,从四川举家迁到了北京对面,和由北京烟厂选派而来的辅助工们一起,专门从事为人“制烟”的工作。
“我们是夏天结束、马上秋天的时候到的首都,一到北京,北京市长专门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有什么生活上的要求尽管提,还特地将我们几个人的家属也带了过来……她们因为都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小习惯,住了半年多,想要回四川去,领导们担心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再三挽留。”
为了给这几名“远道而来”的技术骨干一个安静保密的工作环境,生产小组放弃了北京烟厂附近的地段,多次考察选址,最终将生产地点定在了的对面的、原本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南长街80号。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四合院,院墙上拉着电网,门口还有士兵站岗,“看起来像是里面住着一个大领导”。范国荣他们就在这个环境里成立了“132”小组,由什邡继续提供原生产材料,开始了专供中央的雪茄烟制作。
提到“132”这个代号,背后还有一段故事。在抵达北京之前,专供人的雪茄全为“13号雪茄”,而这种雪茄粗细不一,粗的一端用来点火,细的一端则用来抽吸。
然而,在某一次毛主席接待外宾时,由于在全神贯注地听对方讲话,一不留神,竟然将雪茄拿倒了,用粗的那一端抽烟,结果“既不好看,也抽不动”。
为了方便毛主席的使用,制烟小组修改了卷烟手法,将雪茄烟卷成一根粗细均匀的圆柱形,并将这种烟命名为“132号雪茄”,毛主席专用,“132”小组名跟着由此而来。
由于中央和毛主席,安全问题也成为了制烟过程的重中之重。生产雪茄的房间外面密密麻麻地拉上了铁丝网,内里的烟叶也经过层层封锁,逢年过节还要由负责人来贴好封条。就在这样严密的防范之下,甚至还出过一次乌龙事件:
那是一年春节长假,经历了阖家同乐的节日假期后,范国荣老人准备回小屋上班,进门却发现屋里的灯绳“失踪”了。由于制烟工作的严格保密,范国荣立即向厂长报告,厂长又层层汇报到中央,中央立刻派公安局的同志来协助调查。
一群人在房间里上下搜查良久,终于在屋顶的一个老鼠窝里发现了灯绳,“虚惊一场”。
在“132”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个半年里,他们也曾经面临过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发现,对于“132”小组生产的新雪茄,毛主席总是抽了三分之一就放下了,然而对于四川什邡烟厂供来的雪茄却一抽到底。
这个特殊的情况让工作人员都大惑不解,小组领导们为此特地召开会议,集中研究雪茄的区别,终于在点燃后重新找到了答案:
原来,“132”小组按照在烟厂时的习惯,烟叶烘干到13%后,就开始制作;而四川什邡烟厂送来的雪茄经过了漫长的道路颠簸后,里面的湿度只剩下了11%,两者之间查了百分之二。
正是这百分之二的差距,让改变了形状的圆柱形“2号雪茄”在点燃后,烟身的温度变得更高,拿在手里时间长了,就会感觉到烫手。
找到原因的“132”小组在第二天将烘干程度提升到11%,再送到毛主席的手边,经过一天的观察,毛主席果然也将新的雪茄抽完了,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
随着年龄的增大,主席的身体也慢慢变得大不如前,为了平衡吸烟与健康,“132”小组后来还在雪茄中加大了中草药的比例,减轻尼古丁的危害。
为了使制烟小组“后继有人”,北京卷烟厂的领导人在北京各个人才机构中反复奔波,最终敲定了四位“接班人”:由于涉及到保密与政治问题,四个人来到80号工作后,对亲朋好友都是严格保密自己的工作,也从不在上班时间内接打电话。
在这样的严格规定下,每一位参与到“132”制烟小组的工作人员仍旧无怨无悔的默默奉献着,为人专注地做好每一支烟。
直到毛主席逝世的前两年里,由于身体原因,毛主席开始彻底戒烟,供往中央的雪茄烟量因此逐渐消减。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同年底,“132”制烟小组停止生产,在中央的安排下,小组内的成员陆续被分别安排进了北京卷烟厂,“132”小组正式解散。
回首这些高层领导人的“烟史”,是为了建立新中国而“不得已为之”。香烟,在某一些程度上,只是那些领导人们释放重担之下的压力的一剂“良药”。
而如今的中国,巨龙腾飞,领导人“烟雾”之后的那个中华自强的宏大理想,也正在一辈又一辈人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之下,渐渐实现!曾经特别的132雪茄烟,也成为了历史中的尘埃。